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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!巨星陨落


2月15日晚,南都记者从多个权威渠道证实,历史学家、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先生于2月15日16时30分许逝世,享年88周岁。

蔡鸿生教授。图据中山大学公众号资料图

出生于广东汕头市
曾师从陈寅恪、岑仲勉

蔡鸿生先生,1933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,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,2006年退休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,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的大学生。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,博士生导师。广东省第五、六届政协委员,1986年当选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。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、宗教文化、岭南佛教史、广州对外贸易等方面的研究。

蔡鸿生教授生前与恩师陈寅恪先生雕像合影。他曾著有《仰望陈寅恪》。

蔡鸿生先生曾师从陈寅恪、岑仲勉等史学大师。对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、清代中俄经济文化关系、岭南海事的历史进程,都做过潜心的研究。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,具有鲜明的治学风格。其所著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、《俄罗斯馆纪事》、《清初岭南佛门事略》、《中外文化交流史事考述》、《仰望陈寅恪》、《学理与方法》等著作早已蜚声学林,广为传诵。

蔡鸿生先生不仅自身学业有成,更是长期坚持在教学一线,善待学生,秉持着因材施教的理念培养了一批学术新秀,向兄弟单位输送学术骨干。蔡先生耄耋之年,仍读书撰文,身笔两健,为学界所推崇。


蔡鸿生先生生前为人谦和低调。在一篇自述文章中,蔡鸿生曾提到,“我是岭南土著,原籍澄海,1933年生于汕头市。从小经历社会动荡,缺乏健全的文化基因。1953年考上中山大学,从此才受到历史学的专业教育。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,读书、教书,也写书,书生气倒沾了一些,专家型则尚未成型,只能算是一名跨世纪的历史学人而已。”其希望“立足中国,放眼世界,考察不同时期双边互动的历史情景,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从接触到交融的情景。”

在中大公众号2020年10月的学术访谈文章中,蔡鸿生接受访谈时提出,“学问望不到边际,有起点而无终点”。其表示,“即使是大师巨子,也不敢宣称自己什么时候到顶了。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海无涯、学无止境一类话,作为古代学者的悟道之言,在信息时代依然保持着它的棒喝作用,但愿不会被当作耳边风。”

季羡林曾为其作品作序

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发文哀悼


蔡鸿生是一位在学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学者。著名学者季羡林曾在为蔡鸿生著作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撰写的序言中说:“谈到蔡先生的为人,我觉得他诚悫、淳朴,不善言辞,从不夸夸其谈,自己虽然学富五车,却从无骄矜之气,是一位‘恂恂如也’的老实人,是一位内向型的人,而我最敬重的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
文学博士、文史学者周松芳认为,蔡鸿生先生“学问、学风、人品足为一世师表。”

蔡先生仙逝的消息传出后,多位专家学者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沉痛哀悼。

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,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先生在朋友圈发文哀悼:“蔡先生把学而优书店当做自家书房,每天至少一趟。哲人其逝,唯留背影。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”


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荣新江先生在朋友圈发图文哀悼:


上海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,博士生导师徐坚先生在朋友圈发文哀悼:


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先生在朋友圈发文哀悼:


中大教授黄天骥回忆蔡鸿生:

“他是真正不追求名利的学者”


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先生接受了南都记者的采访。自上世纪50年代起,他与蔡鸿生交谊甚笃,两人在数十年学路上彼此砥砺。

回忆起蔡鸿生教授生前的点点滴滴,黄天骥感慨道:“老实说,我们走过几十年的教育道路,真正能让我佩服的人不多。老蔡是让我打从内心佩服的一个,无论是他的人品还是学问。”

南都:请谈谈您和蔡鸿生教授之间的交集,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?
黄天骥:今天看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,一个多钟头前才看到微信上他去世的消息,我觉得他身体不错的啊,以前见他很精神的啊,他的头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白了的,所以感觉也没什么变化啊……很可惜,也很沉重。老蔡的离开是中山大学,乃至国内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。
老蔡和我是不同系的同学,他毕业比我晚一年,我们是好朋友,50年代读书的时候中文系和历史系也有很多接触, 我、老蔡、姜伯勤老师常常会在都在一起聊天,谈学习的问题。
50年代后期,60年代初期我们都是年轻教师,经常一起在中区篮球场边的一栋小楼关起门来聊天,后来我们在路上见到也会一起聊,聊学问,聊事业……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受香港城市大学的邀请,去参加几天的研讨会,那四五天都在一起,当时我最记得,他抽烟太厉害,我当时都劝过他。
当时他在香港的发言很受欢迎,内容很扎实,掌握很清晰,丰富又风趣,香港那边的学者对老蔡很器重,没想到他讲话非常幽默,既能做深刻的学问,讲课又受学生欢迎,这样的教师在大学里是不多见的。老蔡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南都:您是是做戏曲研究的,和蔡鸿生教授之间有过哪些学术方面的交流?
黄天骥:“文史不分家”,我做文学戏曲研究也要经常请教历史系的老师,请教老蔡。当年我要做一篇关于《长生殿》的论文,需要参考陈寅恪先生的《钱柳因缘诗释证稿》这本书,但是我没有这本书,就跑到老蔡那里,他说“我有!”然后就借给我看。我后来的论文也是得益于老蔡给我的这本书,给了我很大启发。
令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是,当年的学者之间没有多少保留,大家都是希望把工作做好,明知道自己的心得未必正确,也能大胆彼此切磋。
南都:在您的印象里,蔡鸿生教授是一个怎样的人?
黄天骥:他做学问的严谨认真,读书之多是我们同辈学生里应该是做得最好的。老实说,我们走过几十年教育道路,真正能让我佩服的人不多。老蔡是让我打从内心,对他人品和学问都十分佩服的人。
他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很杰出的贡献,虽然他的书出版的并非很多,我认为好的学者出书不用很多,有一两本精品能留下来传世就足够了,老蔡就是这样的学者。尽管我们都是从事历史文学研究,有共通之处,但是我觉得他的学问比我好,他比我认真得多,勤奋得多。
他有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,我们那个时代大学外语是读俄语的,当年我和老蔡一起上俄语课,但是现在我把俄语忘得一干二净,但是老蔡的俄语还是讲得很好,而且历史系的老师都知道,老蔡不仅懂俄语,还懂古俄语!当年苏联人来访的时候,他出来和人讲俄语,把我们都吓了一大跳。
南都:蔡鸿生教授给中山大学历史系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?
黄天骥:第一是他的勤奋,他退休以后,常去学校旁边的学而优书店,店员都说常常看到他去那边看书,也许他是中山大学老教师里看书最多的人,一到黄昏就跑去学而优,学习的勤奋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也是很杰出的。
第二,我觉得他是真正不追求名利的学者。他不会讲空话,也不会扮清高,他很自然地不求名利,一个很真实的人,他也不到处吹嘘,几乎很少接受媒体采访。淡泊名利不是很多人能做到,比如我就做不到,认真求学的人都认可老蔡是一个真正的学者,因为他低调,只做学问、出书,书也出得不多。
第三,对待学生很好,我记得有一个学生家境很穷,冬天没有棉衣,老蔡就把自己的棉衣送给了他,这个学生一直到今天都很感激,一直把这件棉袄保存得很好。老实说,在50年代物质供应紧张的时候,买棉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一年也才几张布票,老蔡关心学生,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。
他的离开是我们国内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,在岭南更是。我认为他的治学接受了老一辈学者的优秀传统做法(过去我们有“八大教授”,这对老蔡这一辈的学生有很大影响)——把握准确的结论,不会乱说,有些问题写不下去的话,宁愿就不写了,但是他每做一个问题都是认真对待,书并不是很厚,但是所解决的问题非常重要,他的作风也影响了我们中山大学历史系。

蔡鸿生出版著作
《罗马晚期奴隶起义》,北京商务印书馆,1981年8月。《俄罗斯馆纪事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4年9月;中华书局,2006年11月。《尼姑谭》,中山大学出版社,1996年9月;中西书局,2020年9月。《清初岭南佛门事略》,广东高教出版社,1997年7月。《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》,中华书局,1998年12月。《仰望陈寅恪》,中华书局,2004年1月。《学境》,中山大学出版社,2007年。《中外交流史事考述》,大象出版社,2007年4月。《读史求识录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2008年1月。《蔡鸿生史学文编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2014年8月。《蔡鸿生自选集》,中山大学出版社,2015年11月。《广州海事录》,商务印书馆,2018年2月。主编书刊《历史大观园》,1985年7月第1期至1994年12月第114期。《广州与海洋文明》,中山大学出版社,1997年11月。《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》,广东高教出版社,1998年10月。

南方都市报(nddaily)报道
南都记者 周佩文 朱蓉婷 黄驰波 董晓妍 实习生严一涵 
部分图片据中山大学微信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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